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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辈子，书没法看完，总是有需要看的，所以说书海无涯，书像海似的，没有边……”宿白，1922年出生于辽宁沈阳，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中国佛教考古和新中国考古教育的开创者，曾任北大考古系第一任系主任。作为历史考古学上集大成者，宿白在宗教考古、建筑考古、印刷考古和版本学等领域的造诣为学界所公认，着有《白沙宋墓》《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等著作，2016年获得首届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 宿白先生的学生李志荣介绍，“‘经师易遇而人师难求’，宿先生对我而言，对很多人而言，他是一个‘人师’，而不仅仅是教知识的一个‘经师’。” 北京，蓝旗营。盛夏的阳光穿过窗外的松树照进先生位于一楼的家，投下斑驳的影子。95岁的宿白很少出门，白天，他惯常坐在客厅的藤椅上，缓慢地摇着一把蒲扇，与书为伴，淡然沉静。只有在提及他干了一辈子的考古时，屋里的空气才活跃了起来。他说，“考古实际上是个破坏的工作。我们搞考古的人并不需要多做一些工作，能不做还是不做，保持在那。等到条件更好时再做这工作不是更好吗？虚心是重要的，不要自己吹自己有重要发现，是不是真发现还成问题！” 昼对夜，宿对白。1922年8月，宿白在沈阳出生。同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成立。时代，在他的前半生不曾平静。军阀割据、日军侵华、国共内战、十年动乱……而他似乎于乱世之中树立了一道屏障，从1940年进入北大求学，到82岁离开讲台，始终埋首于历史考古的一方天地，波澜不惊。即便被学界视为中国考古泰斗，他给自己的标签也只有一个――北大教员，“因为我有兴趣，我是学历史的，历史和考古分不开。历史是文献记载，考古是实际工作，所以，要做历史就得做考古，要做就得长期做下去，不是长期做就不是真正做考古的人。” 求学时代，宿白的先生辈中大师云集。他听容庚先生讲卜辞研究与金石学，汤用彤先生讲佛教史、魏晋玄学，冯承钧先生讲中西交通史。 走上讲台后，宿白把毕生所得又原原本本地传承给了学生。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张忠培、“敦煌女儿”樊锦诗……这些旁人眼中熠熠闪光的名字都出自他门下，也都要尊他一声“先生”。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介绍，“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宿先生讲课干货特别多，讲稿都是反复修改密密麻麻的，板书又特别快，字写得也好，画画也好，同学有时想跟上他会很吃力。上完了之后会觉得收获很大。” 他对学生严格，对学术同样严谨。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宿白与日本学者打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学术官司。宿白在善本古籍中发现了有关云冈石窟重修情况的记载，推翻了日本学者长广敏雄提出的云冈石窟分期方法论。作为佛教考古的权威，长广敏雄两次撰文激烈反驳，1982年，宿白再次发文回击，“他们对我的发现开始有点怀疑。后来证明我们的发现是真实的，是靠得住的，他就没有话说了。我们的研究很多都是新发现。外国人毕竟还是外国人，掌握中国的材料不可能有中国人自己清楚。” 时隔近半个世纪，直到1990年，长广敏雄才终于承认“宿白教授的推论当无误”。 对云冈石窟的研究，让宿白成为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也最终确立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国际学术地位。 对宿白而言，考古之路苦难艰辛，却又充满未知的精彩。他的考古生涯“第一铲”是1951年在河南禹县主持挖掘白沙宋墓。1957年，由他执笔的发掘报告《白沙宋墓》出炉，成为新中国考古报告的奠基之作。此后，宿白入西藏普查文物。十年浩劫中，西藏很多寺庙被毁。他所记录的图像资料，为寺庙修复提供了依据。 宿白先生家有四个房间，三间是书房，当初在夫人极力争取之下，卧室才幸免被书占领。晚年不再授课，宿白把毕生藏书捐赠给了北大图书馆，第一阶段就整理装运图书一万多册，金石拓本一百多种。学生李志荣介绍说，宿先生始终也没有不舍，宿先生也说，他在北京求学期间，几乎所有时间都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度过的。宿先生觉得他一辈子如果还有一点成绩，那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给他的。 家中的几大本相册，记录下了他奔波于各地考古现场的身影和那些他曾经留下汗水的地方。如今常居家中，考古专业书籍、后辈送来的研究论文，也依然放在触手可及之处，这是他从未荒芜的精神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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